有过“ 虚惊一场”经历的“ 疑似癌症患者”都有这样的感受：天下最让人感到幸福的事情不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不是提级晋职、加官晋爵，也不是天降馅饼、彩票中奖，更不是初恋时的柔情蜜意、缠绵悱恻，而是医生告诉他“ 瘤子检查的结果—— 是良性的”。但是，如果我们向受检者告知的是相反的结果呢？

　　与刚刚“ 戴上癌症帽子”的患者谈“ 幸福感”自然是荒唐残酷的，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与此同时也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另一个误区，认为这个新的癌症患者从此便与幸福无缘，他将从此进入一个被剥夺了幸福感的特殊群体，幸福已经是离他而去的“ 过去时”了。为了不让他“ 想不开”，受到“ 不良刺激”导致心理失衡，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善意“ 伙同”患者家属，既小心地避免在他面前谈及“ 癌症”，也小心地避免谈及“幸福”，因为这两个词“相克”、“肿瘤患者不宜”。

　　如果有人直截了当地断言“得了癌症还有甚么幸福可言”，肿瘤科医生当然不赞成。但是，在临床实践中，我们想到过癌症患者对幸福的权利了吗？我们为患者创造过享受幸福的机会吗？我们在课堂上和研究课题中，“ 光顾”过患者的“ 幸福指数”吗？ 我们在病历中不乏对患者痛苦的记载，但是是否记载过、关心过患者对幸福的感受和追求呢？

　　我们绝大多数同道对患者是关心的，我们按世界公认的方案，至少按国内的专家共识，实施精细的治疗和严密的观察。我们尽可能将肿瘤患者纳入我们的一系列调查数据之中，对诸如预期存活时间、治疗的反应率、疾病进展时间和死亡率等数据，都进行了严格的数理统计。特别是为了判定肿瘤的大小，我们更是煞费苦心，统一规定了用哪些先进器械留下的资料、哪些方法检测获得的结果才能被认可。

　　传统的度量衡器具，医生随身携带的卡尺、听诊器早已不够用，电脑的测量已成为核心技术，核素、超微、基因技术已越来越广泛地被用于肿瘤患者疗效的判断。我们还要以严谨的科学精神，记录患者对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的毒副作用及其处置。对一个新药、新治疗的承认，也必需来自于通过上述精确的观察和严格的设计而提供的多中心、双盲资料基础上的循证医学结果。

　　总之，我们在“一厢情愿”地努力“为患者好”，但是，面对这种有严重缺陷的“好”，患者领情吗？

　　最近的一项对医院服务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很有意思：住院患者对医生护士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对治疗总体和对就医整体环境的满意度，二者相差约20个百分点。北京癌症康复与姑息专业委员会去年对癌痛治疗现状的调查也呈现类似的结果：患者对医护人员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对止痛治疗效果的满意度。

　　这个“ 具体肯定，抽象否定”、“ 肯定个体服务，否定整体理念”的调查结果说明，住院患者与长期朝夕相处的医生护士建立了感情和信任，看到了医生护士的付出和　　努力，体会到了我们的责任心和善良的愿望。这是一个令医生护士值得欣慰的结果。

　　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了不少对当今落后的医疗理念的不满与抱怨，其中也不乏针砭时弊的冷幽默以及使人哑然失笑又需要深思的调侃：“ 医生的手艺不错，治疗是成功的，但患者从瞎子变成了跛子”；“医生是顶尖的，用的是蛮有道理的治疗方案，药也是国际公认的高级药，就是钱花光了，患者死了”；“我只有文革的初中文化，现在我才琢磨过味，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我不怪医生，医生人家确实说的是有效率。患者到死都埋怨我为了治病卖房子，现在我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　　我了，现在每月得给人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就像电视连续剧，医生导演完每一集，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还是死了”；“ 患者住进医院后，B 超、CT、打针、输液，一天也没消停过，医生的治疗不能说不积极，但我总感觉现代医学只是延长了癌症患者的死亡过程，并没有延长他的有效生命”；“得知是晚期癌症后，国外医生劝我们抓紧时间买张船票去周游世界，我们责怪他拿生命当儿戏。回国的治疗费用远远高于旅游船票，换来的是被延长了的痛苦。

　　现在看来，国外那位医生对生命的理解和医生职责的理解更透彻、更现实、更正确”;“只有侃足球时我才能忘记我的病，看足球是我的最大乐趣和幸福。医生查房像官样文章，太程序化了，为什么只问哪不舒服，不说说让人高兴的事情，不聊聊昨天的球赛？”。

　　是的，癌症患者，起码一部分癌症患者即使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仍然在执着地识别、规避医院、医生、现行的落后的医疗理念给自己可能造成的伤害；同时，仍然在执着地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这个幸福可能很壮观、很宏大，甚至明显不可能实现也不愿放弃，就是要为斯而生，直至为斯而死；这个幸福也许只需举手之劳，很小、微不足道，微小到一场球赛、一张照片，乃至一碗妈妈亲手做的汤面。所有这些，都不容我们忽视，因为它们事关患者的幸福感。

　　幸福的存在贵在发现，在医生有意无意引导下，每天只盯着自己瘤子大小的患者不容易有幸福感。

　　幸福的灵魂在于追求，在巨额医药费重压之下，因病返贫、抑郁焦虑、万念俱灰的患者不容易有幸福感。

　　幸福需要环境的烘托。恶劣的住院环境、难得见到微笑的医生、没有隐私与尊严的治疗，让患者找不到幸福感。

　　幸福更是一项国策。政府工作报告宣告说，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宣布，我们医生，我们肿瘤科医生所做的一　　切都是“让癌症患者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呢？

　　幸福可以是一种持久的追求，它重在过程，以致隽永绵长，耗人一生；它也可能只是短暂的满足感，转瞬即逝，永难再现。因此，幸福是一门全方位、讲究多元化的学问，它可以洋洋洒洒地写就一本厚厚的专著，需要我们当作一门专业去学习，因为医生肩负着提高患者“ 幸福指数”的责任。

　　不只是中文，即或对英文关于幸福的一大堆同义词、近义词，我们也烂熟于心，但是如果把它当作我们为患者服务的内容，当作我们行医的目的和追求,则不免会有人质疑“我们医生就是干这个的吗”。

　　其实，医生与匠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知道面对的是生命，后者面对的是没有生命的木料和石材。医生的良知和人文素养应当表现在不只是简单地追问患者的“ 生存与存在”，更要追问这是“何种生存、如何存在”。医学是以善良之心，强健人的身心体魄，提高人的幸福指数为己任的。因此，患者本身的幸福才是医生的追求和医学的最终目的。

　　近些年来，随着“ 惟科学”倾向在医学中的日益泛滥，再加上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时隐时现，人们纷纷质疑当代医学的安全性和正当性。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爱因斯坦就对“ 手段日臻完善，目标日趋紊乱”的所谓“科学的进步”，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大声疾呼：“时代病了！”

　　反观今天的医学、今天的肿瘤治疗，同样面临着“手段日臻完善”，但“目标日趋紊乱”的现状，我们是不是也要大声疾呼一声：医生的终级目的和追求，应当是、也只　　能是让患者生活得更幸福！

　　肿瘤患者可以幸福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医生的能力毕竟有限，我们不能包打天下，不能强迫让所有肿瘤患者都“被幸福”。我们可以尽我们的绵薄之力，让我们　　的患者去感受幸福、迎接幸福，把被世俗观念剥夺了的感受、享受幸福的权利还给我们的患者。肿瘤科医生应该，也能够成为肿瘤患者幸福的创造者、引导者、传递者。

　　我们的职业要求，首先要活出自己的道德感、生命感和幸福感来，并把我们的活力、我们对生活的潇洒理解传递给患者，这可能是对患者最根本的治疗。

　　患者在即将离世时，可能这样评价我们：我走了，但死而有尊严，死而无遗憾，因此，你们的治疗是成功的。而且，因有你们这样的医生相伴，我还是幸福的。